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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劍橋中國上古史》沒有夏代 主編:可靠性不高

2020-08-31 15:02 評論數: 澳门福彩

 《劍橋中國上古史》是劍橋大學出版社在“劍橋中國史”(斷代史:從秦漢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編成之后,于1999年推出的關于中國先秦歷史研究的通論著作。由劍橋大學教授魯惟一、芝加哥大學教授夏含夷兩位資深學者主編。與“劍橋中國史”不同,《劍橋中國上古史》迄今沒有被譯成中文。為了推動中國學者和這一領域的研究者重視并討論這部代表西方學者最高水準的著作,夏含夷選編了這本以書評為主的《古史新聲:〈劍橋中國上古史〉的編撰與反響》。

  《古史新聲》中爭論的核心焦點,在于早期中國的研究中能不能采用“二重證據法”?以史嘉柏為代表的美國學者,堅持認為只有考古材料和相關解讀,才能帶來確實的歷史認識,要摒除《左傳》等文獻對考古材料的干擾;而以唐際根為代表的中國學者,則堅持“二重證據法”的科學性、有效性。《古史新聲》還首次發表了1994年為籌備撰寫《劍橋中國上古史》,在美國芝加哥郊區的饑餓巖石州立公園所開會議的照片,那次成功的籌備會議已是學術史上珍貴的一頁。

    文章系《古史新聲:<劍橋中國上古史>的編撰與反響》([美]夏含夷 編 三聯書店2020-7)“后記”。

  [文/夏含夷  《劍橋中國上古史》主編]

  從我和魯惟一決定編輯《劍橋中國上古史》開始算起,到現在已經過了二十五年,此書正式出版也已經快二十年了。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說,此書反映了當時西方漢學極高的學術水平。然而,書出版以后,西方和中國讀者都提出了種種批評,不少值得考慮。并且,中國古代史也不像過去以為的那樣一成不變。由于考古學的不斷發展,上古史研究正處于中國歷史上最活躍的階段之一。二十年以來,地不愛寶,商周考古學年年都發現驚天動地的文物,促使歷史學家呼吁要重寫中國古代歷史。《劍橋中國上古史》也不例外,一定有不少人認為劍橋大學出版社應該至少出一個增訂本,甚至直接將舊版棄掉,重新編輯新書。如果有其他學者愿意這樣做,我會完全支持。

  雖然如此,我依然覺得《劍橋中國上古史》不是過時的作品。在2017年春天,我在芝加哥大學開了一門中國古代史的課程,以《劍橋中國上古史》為基本參考書。教這門課以后,愈發覺得這本書沒有失去它的價值,在某幾方面仍然可以作為古代史學的典范。盡管該書本來就有不少缺點,更不用說應該補充二十年以來的考古發現和史學進展,可是我仍然覺得我和魯惟一的基本思路是對的。最重要的是,我們試圖給考古學和歷史學平等的學術地位。我們現在常常聽人說要融合這兩個學科,甚至要做跨學科研究。理論上,這當然很好,然而,真正實踐實在很難。歷史學家偶爾可以找出一條考古證據支持他的觀點,考古學家也會利用古文字資料補充他的說法,可是很少有歷史學家對考古學的方法(也不僅僅是田野發掘經驗)有充分的掌握。同樣,考古學家很少有精深的文獻學和文字學知識。《劍橋中國上古史》對上古史的每一階段既有一章從考古學角度考察,又有一章從歷史學(即根據文字資料)角度考察。雖然不能說是融合兩個學科,可是至少給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一個平臺,每一學科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證據表達自己的學術觀點。讀者讀后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融合兩方面的說法。

為何《劍橋中國上古史》沒有夏代 主編:可靠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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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魯惟一編輯《劍橋中國上古史》時的另外一個前提大概只能作西方史學的典范,對中國學術界影響恐怕不會太大,那就是以中國“史”始于商代晚期。在中國學術界,唯有上海大學教授謝維揚先生公開地批評了這個前提,說這樣就否定了三皇五帝的歷史,更不用說夏代。而我自己常常聽到中國國內其他歷史學家提出同樣的批評。這兩個觀點恐怕無法彼此妥協,也無法讓兩邊都滿意。《劍橋中國上古史》作為西方學術作品當然要遵守西方史學定義,有了文字資料以后才算進入了“歷史”時代。我經常對中國朋友說,他們寫中國上古史的時候,完全可以從黃帝開始,但是他們自己也得承認這個時候的歷史可信度和有文字資料的商周時代的歷史可信度完全不一樣。

  這個問題當然還牽涉夏代的歷史性。讀者都知道,中國學者和西方學者對夏代是否是信史有一定的分歧。在某些方面,這也只是定義問題。兩邊學術界都使用同樣的基本證據,也都有各種分析方法。中國考古學界對這個問題沒有統一觀點,西方學術界也一樣。然而,由于我們采取的史學定義,這個問題不在《劍橋中國上古史》的歷史范圍之內。如謝維揚指出的那樣,《劍橋中國上古史》的作者中只有張光直先生一個人做了簡短的討論(第71—73頁),對夏代歷史的真實性表示肯定態度。其他作者中,只有貝格立提到因為一直都沒有發現“夏”的文字資料,所以夏代歷史的真實性還屬于紙上談兵,顧頡剛的分析仍然有道理(第131頁)。編者和其他作者完全沒有討論夏代,大多連提也沒提。這是不是像謝維揚說的那樣暗示我們都不承認夏代歷史的真實性,恐怕要由每一個讀者自己決定。然而,如上面剛剛說的,夏代歷史和商代歷史的可靠性不一樣,因此就沒有包括在《劍橋中國上古史》里。

為何《劍橋中國上古史》沒有夏代 主編:可靠性不高

  這二十年以來的考古發現非常可觀,如果給《劍橋中國上古史》作增訂本一定會填補一些遺漏。不過在我看來,這二十年以來的發現似乎沒有推翻《劍橋中國上古史》的基本觀點。澳门福彩譬如說,安陽考古學家做了大量田野工作,不但發掘了洹北商城,并且也開始使用很多新的科學方法,獲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對貝格立和吉德煒的篇章都會起到積極作用,可是這些進展與那兩章的基本內容似乎沒有多少沖突。關于周代歷史,特別是周代文獻學史,郭店、上博和清華楚簡的發現和發表已經引起了中國國內和國外各個學科的注意,一點不亞于20世紀70 年代銀雀山漢簡、馬王堆漢代簡帛和睡虎地秦簡的發現。夏德安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直關心出土文獻,最近二十年來也不例外,他一直研究新出土文獻,最近就數術文獻編了本專書。他如果有機會修改他的那章一定會補充最新的發現。不過,在他的那章里頭,他已經充分地引用了許多類似的文獻;新出土的文獻恐怕只會徒增篇幅,對基本結構不一定會帶來多大改變。郭店簡剛剛公布的時候,學術界公認其中幾篇文獻可以填補孔子和孟子之間儒家早期歷史的某些空缺。不幸的是,倪德衛現在已經逝世,無法修改他關于諸子百家學說的那章。況且,倪德衛的那章本來就是一家之言,反映了他一輩子對傳世文獻和先秦思想史的認識,他的基本思路恐怕也不會有多少改變。

  我和魯惟一寫的《劍橋中國上古史》的《序言》里,已經承認此書對中國古代史的某些問題沒有作討論,諸如人口的增減和社會底層的生活狀況、陶瓷和絲綢的科技功能、天文學和數學的科學進展,以及南方文化等等諸多問題。近二十年來關于這些問題都有新的證據和新的研究出來,《劍橋中國上古史》如果有增訂本,一定會收入。然而,一本書無論體量如何,無論有多少人共同合作,總會有遺漏。這些遺漏不但包含我們已經認識但缺乏足夠討論的問題,也牽涉我們還沒有意識到的問題。這些研究課題只能留待下一代學者。我和魯惟一非常期待下一代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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